父亲的突然离世，就像天空那朵玫瑰云倏忽间飘走了。许多年了，那朵玫瑰云一直在我心中飘游，在我眼前闪现，让我无法释怀。父亲平凡一生的点点滴滴，印在我的脑海，刻在我的心上。

我的父亲潘笃生，常用名潘小根。打我懂事起，父亲就是村里（六七十年代为大队）的书记。常常披着一件蓝色中山装外套，步履匆匆，像个陀螺不停地转动。我们村有六个自然村，方圆也有十里八里地。父亲喜欢到村里转悠，与村民们拉家常。六十年代初，父亲提出要给家家户户装电灯，结束煤油灯时代。这美美的好事却招来一片反对声，嘲讽声。母亲苦劝父亲别做出头椽子，出力不讨好。自家的几位堂兄弟也规劝父亲不要逞能，出风头。方圆几百里，哪有农民家里装电灯的。再说钱从哪里来，村民们连买个灯泡钱都没有，咋装电灯呀！父亲像一头犟驴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硬扛着把家家户户的电灯都装了。通电的那一晚，电灯那光亮犹如小太阳般突然降临，照亮了水乡黑漆漆的村庄。村民们欢呼雀跃，敲锣打鼓庆祝这美好的时光。

“三年自然灾害”是最难熬的日子。素有“鱼米之乡，丝绸之府”的湖州地区，百姓们也是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。尤其是春夏之间，不得不挖野菜、找草根、摘树叶来填肚子充饥。那几年，父亲要求全村人“我帮你，你帮他，共渡难关，不准饿死一个人”。父亲身体力行，把家里值钱的物品都拿出去换大米，分发给孤寡老人和最困难的村民。有一次，我听见父亲恳求母亲，把她随嫁的两个新的大红绸缎被面拿出来换大米，尽管母亲有千万个不舍，但还是给了父亲去换大米。六二年粮食生产形势虽有了很大的好转，但青黄不接时，仍有揭不开锅的。

那是四月的一个晚上，在一片蛙声中，家里来了两位不速之客，是父亲多年不见的朋友来借大米。父亲从外屋走进内房和母亲商量。母亲皱着眉，挺为难地说：“家里只剩七十来斤米，离麦收还有一个来月，自家都很难熬过去。还怎么借呀！”父亲拉一下披在肩上的衣服说：“他们从东山大老远找上门来，一定是走投无路了，我们得帮他们一把。”母亲了解父亲的倔强脾气，不借肯定拗不过，便问：“借多少？”“四十斤。”母亲惊得一脸疑惑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又一次地问道：“借多少？”“四十斤！”“那我们怎么过呀！”母亲的眼圈红了，泪珠簌簌地往下掉。父亲见母亲伤心的样子，拍一下她的肩膀，安慰道：“前几年都挺过来了，今年这道坎总能跨过去的。”

剩下三十斤大米，一家五口人，要熬一个月，那只能用清可见影的米汤伴着苦涩涩的野菜来苦苦支撑。有一天下午，我放学回家走进厨房，锅里的一股豆香扑鼻而来，那久违的香气像兴奋剂，催生我激动地大喊：“妈，今天有豆腐吃啊！”“哪里有豆腐，那是抹布草。”母亲一边给炉灶添柴一边说。我像被浇了一盆冷水，怔怔地站在餐桌旁。片刻，我忍不住冲向灶台，掀开锅盖，只见铁锅里翻滚着灰绿的野菜。十一岁的我怨怼在胸中发酵，根本不懂父亲为何心里总装着别人家的灶台。

父亲不仅是村里的“顶梁柱”，也是村民们的“和事佬“，他不仅要打理好村集体的事情，还要调解邻里纠纷以及夫妻吵架等鸡毛蒜皮的事。经常是我们刚端起碗吃晚饭，就有人找上门了。虽然，常常因不能按时吃饭而落下了严重的胃病，但他没有丝毫不快，总是和颜悦色地放下碗筷，客客气气接待每个村民，不厌其烦听他们唠叨，耐着性子给他们做和解工作，直到他们心悦诚服地离去，还拱手相送，道声“慢走”。

在村民面前，父亲总是慈眉善目，但对私事和亲人，却永远铁面无私，“一根筋”似地坚持原则。

那时候，虽然没有吃喝风，但逢年过节，红白喜事，还是要讲人情世故，请客吃饭的。父亲为了不接受任何人的请吃，包括堂兄弟家的吃喝，他作出一个六亲不认的决定：连岳父家也不吃饭，甚至春节也不去给岳父拜年。每年春节都是母亲领着我们兄妹三人徒步十里去轧村镇的外祖父家。开始，母亲是不高兴的，也和父亲拌过嘴。那是腊月二十九的晚上，我们一家人围着八仙桌吃晚饭，母亲突然停住筷子，看了父亲一眼，用央求的口吻说：“你已经两年没去给我父亲拜年了……”“我早就说过，谁家都不去！”父亲打断了母亲的话，显然没有商量的余地。母亲似乎有点委屈，便自言自语道：“张家李家可以不去，老丈人家总可以去的呀！”父亲心知亏理，便缓和了口气对母亲说：“我平时有空都去看你父亲的，过年不去是给自家兄弟和村里人看的。你要理解我，明白我的良苦用心。”母亲知道父亲的倔脾气，无可奈何地白一眼，不敢再吱声。  

父亲的倔强脾气在十里八村是出了名的。他认定的事，九牛二虎都拉不回来。那年代村干部到公社、县里开会，每天有两角钱的生活补贴，村长、副书记和村委员们都拿了，唯独父亲不拿。他的理由是，外出开会补贴两角生活费是我定的，我拿了有人会说闲话，我不拿什么废话都没有；再说了，有没有这两角钱我都过日子。村里的宋会计知道我家也挺困难的，这两角钱也好补贴家用，就悄悄地把我父亲每次外出开会的补贴积攒起来，到年底一次性交给了我母亲，并再三叮嘱母亲不要吱声。因为一旦让父亲知道，他会大发雷霆，如果是吃饭时，他会把桌子都掀翻的。

那是个冷风苦雨的夜晚，母亲洗刷好晚餐的锅碗瓢盆，怯生生地坐到父亲的对面。父亲停止手中的钢笔，抬眼看了一眼母亲说：“有事吗？”“嗯、嗯。”母亲欲言又止。父亲见母亲支支吾吾的，晴空万里的脸上立马布满了乌云：“吞吞吐吐干什么，有事快说！”母亲不敢再怠慢，瞅了瞅父亲，鼓足勇气似地说：“下午，宋会计把你今年外出开会的津贴送来了。”“你收了？”父亲抬起头，瞪着眼，提高了嗓门问。母亲点点头。“马上送回去！我的事，你做什么主。”父亲的嗓门更高了，几乎是吼。母亲低着头，轻声细语地说：“宋会计也是好心嘛。你用得着发这么大火吗？”“我不发火行吗！就算是好心，也是好心办坏事。”母亲不敢再吱声，怯生生地看着父亲。父亲把钢笔往桌上一撂，催促道：“还愣着干什么，快送回去！”母亲不敢迟疑地起身，当晚就把津贴送了回去。

我家的青砖瓦房已有上百年的历史，青苔斑驳的砖缝里藏着岁月的叹息。祖上也许是大户人家，大厅中央悬挂着清末状元姚文田题写的《世德堂》的匾额。房屋几经翻修还能将就着居住，但前庭的两个木头柱子开始腐烂，有点岌岌可危。突然有一天，公社派人送来了一根大木头，说是公社书记特批给我家修缮房子用的。父亲从湖州回来看到前庭横卧着的一根大木头，不分青红皂白地责怪母亲。母亲挺委屈地辩解说：“是公社书记批给我家的，与大队没有关系，为什么不行呢？”父亲瞪大了眼睛，提高了嗓门说：“还有比我们更需要木头的人家！”父亲硬是把这木头退了回去。

其实，父亲并不是六亲不认，也有侠肝义胆。他从小就没了娘，爷爷（当时在上海谋生）把他寄养在堂叔家里，十来岁就下水田干活，常常是一身泥，一身汗，有时腿上还流着血（蚂蟥咬的）。他总是乐呵呵的，从不说累、说苦。有时实在累得直不起腰，他会坐在田头歇一会，出神地望着天边的玫瑰云，偷偷地笑着乐着。十二岁便是无人可比的插秧能手，还能肩挑百斤稻谷，成为干农活的一把好手。那时候兴结拜兄弟，我父亲也磕头焚香结了七个兄弟，还有自家五个堂兄弟，无论哪家有事有农活，他都乐意去帮忙，从不推辞。有一次他发高烧躺在床上，连法兄弟来叫他帮忙插秧，他二话不说，穿上衣服就下田插秧，从早干到晚差点晕倒在水田里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父亲偶尔也有柔情一刻。虽然小时候的日子总是一天天地苦熬，是父亲给全家找来的罪，母亲有苦说不出口，但父亲经常笑眯眯地安慰我们，因此全家沒有一个人苦和愁。有一天早晨，父亲从轧村镇回来，一进家门就冲着我们笑，接着招呼我和妹妹来到他身边，他满脸堆笑地从口袋里掏出两块甜方糕（外祖父给的），塞到我和妹妹的手中。真是久旱逢甘霖，我惊喜地扑到父亲的怀里。因为那样的幸福时刻在我小时候不常有，因此感觉那一刻特别珍贵！如今想起来，那抹甜香仍在舌尖萦绕。

平时，父亲对我们三兄妹要求很严格，苛刻得有点不讲道理。有一次，我们小伙伴们在村头玩耍，一个小伙伴把小石头扔到我的头上，顿时隆起个大包。我忍着痛从地上捡起颗石子扔在他的头上。他“哇”地一声，大哭起来。他娘大呼小叫地赶过来。此刻，父亲恰好从公社开会回来，不问缘由把我倒拖回家，绑在凳子上打得我皮开肉绽。二十多年后，我从部队回家探亲，在一次晚餐后的闲聊中，父亲当着孙辈的面问我还记得那次打吗？我窘得满脸通红，羞涩地点点头。父亲向我表示歉意，问我是否记恨他。我说从来没有记恨过，反而让我长了记性，懂得了与人为善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父亲的嘴角上露出了笑，笑得那么舒心，那么惬意，像玫瑰云般灿烂。

虽然，如今父亲和我天人相隔，但他大公无私，自家有一口吃的就会给村民分一杯羹的朴素情感；对村民友善、对家人严苛，在外讲民主、在家搞“一言堂”的作风；小时候我总认为他一直做着“亲者痛仇者快”的事，长大才明白他有一颗大爱之心；以及倔强刚毅，以一己之力扛起全家和全村，却从不言苦、言败的强硬个性，让我此生高山仰止，没齿难忘！

       供稿：潘荣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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